史努比和查理·布朗之创作者的信仰

美国连环漫画《花生》（Peanuts）连载了75周年（1957-2000）。漫画中的一个角色，史努比，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象征，而它的创作者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1922-2000）与福音派信仰有着一段绕有意思的关系。

在美国，自从美国长老会的牧师罗伯特·肖特（Robert L. Short）在1965年出版了经典著作《花生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eanuts）以来，到该类型的最新一本，即斯蒂芬·林德（Stephen Lind）的《查理·布朗的信仰：探索查尔斯·舒尔茨的精神生活和作品》（The Charlie Brown Religion: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Schulz，2015），世人一直对舒尔茨的基督教信仰对他的故事产生的微妙影响有兴趣。

尽管史努比和查理·布朗这两个角色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或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那样具有典型的美国特色，但他们早已在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圣经、祷告、上帝的本质和末世等主题在这部漫画中同样具有影响力。这里，我们探索这一议题的方式并非为主题导向，而是遵从叙事，追忆舒尔茨的一生。在漫画已经出版的17800篇中，约560篇论及宗教、属灵或神学元素，且它们都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相关联。

属灵信仰

1965年，《花生》的首部电视节目《圣诞节的真正意义》（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取得成功，莱纳斯（指“莱纳斯·潘贝鲁特”，Linus van Pelt，常身披毛毯，爱吮吸拇指，通晓圣经，谈话常援引经句）在剧中诵读了圣经经典版本英王钦定本中《路加福音》的经文。但这仅仅还只是基督教贯穿舒尔茨作品的重要证据之一。舒尔茨虽然成长于路德宗家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市的上帝教会（Church of God in Anderson，Indiana）经历了福音派皈依，该教会为一间遵从圣洁传统的教会。

这位“史努比”和“查理·布朗”的创作者成为神学评论的一位狂热读者。他圣经的边边角角写满了手写笔记。后来，他成为一位卫理公会信徒，在中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主日学校教书。他甚至还带领过一支旧约研究团体。

1980年代末，舒尔茨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在之后自称是“世俗人文主义者”。如漫画所展现的，他是一位复杂人，但根据遗孀的说法，“他有着深沉的思想，富有灵性”，从未停止过对于上帝的思考。

舒尔茨一直都是一个很孤僻的人。自母亲去世后，他开始参加当地上帝教会青年组的活动，而且是一周三次，一次是礼拜，两次是查经。他反复读圣经好多遍，总是试图精确理解所读经文的意思。因此，他投身于圣经教学数十年。

但是，根据遗孀的说法，“他在主日学校教课的时候，从不告诉人什么该相信。上帝对于他来说非常之重要，但这种重要性是以一种非常深沉、非常神秘的方式”。

“复杂”

每个认识舒尔茨的人都记得他是一个“难以知晓和理解”的人。即使是那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也会说，“他不愿意与人走得太近”。其他人会说，“他自认是个单纯的人，却充满神秘感和复杂化”。除了“害羞、谦卑”之外，最常用来形容他的词便是“复杂”。如此之内敛的人，却在他的漫画作品中注入了大量人生经历，更是接受过无数采访，在其中详实又坦诚地谈论了很多话题，着实不令人不感到惊讶。

作品对于他而言是极富个人化的，以至于所有的稿件都由他亲手完成，从不假手于人。如果他更擅长社交的话，恐怖是无法创造出饱经磨难却从不言败的查理·布朗、脾气暴躁又说话刻薄的露西（指“露西·潘贝鲁特”，Linus van Pelt）、爱幻想并善于反思的莱纳斯、固执的施洛德（Schroeder）和悠然自得的史努比的。

史努比，这只大名鼎鼎的狗，是舒尔茨以他童年时喂养的狗“斯派克”（Spike）为原型创作的，但这位作者从未透露过查理·布朗和露西的原型是谁。他创作的所有角色或许都是他自身的一种投射，他曾经说过，这些角色只是源自自身性格，并非由观察他人而来。

距今一个多世纪前，舒尔茨出生于美国中西部腹地（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位来自圣保罗市（明尼苏达州）的理发师和一位温柔慈爱的家庭主妇的独子。他常常说自己唯一的志向是像父亲那样受人尊敬，但每次受邀讲述人生经历的时候，他从不从童年时说起，而是从母亲去世时开始。他皈依基督教也不是什么偶然，母亲去世后，生前所在教会，也就是安德森市（印第安纳州）的上帝教会的牧师邀请舒尔茨帮助准备她的追思会。牧师在与父亲谈过后，邀请他去到教会，之后的四到五年，这间教会逐渐成为舒尔茨生命中的核心位置。

玫瑰花蕾

1941年，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指导的影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在圣保罗电影院上映。舒尔茨对这部电影历史上最杰出作品之一（全球影评人几乎每年都将其评为最佳电影，直至被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取代）很是着迷，甚至成为一种真正的执念。他收看过《公民凯恩》约四十多遍。从电影中那位行事低调但权力滔天的独生子身上，舒尔茨发现他有很多经历与自己相类似，如被赶出雪中小屋、由银行家抚养长大，最终在孤堡仙那度（Xanadu）过着隐居生活。

《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一词的谜团，也是本文探索舒尔茨神秘信仰的一大关键。我认为揭示“玫瑰花蕾”的秘密并不算剧透，虽然这个名字对于人物原型、美国出版界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具有性暗示。“玫瑰花蕾”这个名字是凯恩为自己童年时的雪橇所起的名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舒尔茨相似的人物，“他实现了一切渴望，但又失去了一切”。如同凯恩，舒尔茨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渴望去世的母亲给予的关爱和理解。

他从未提到过夺走母亲生命的癌症类型。家族里有很多人以为是大肠癌，但其实是子宫癌。母亲自1938年起就饱受病痛折磨。每当帕斯基（Sparky，舒尔茨的小名）放学回家的时候，总会看到母亲德娜·舒尔茨（Dena Schulz）卧床不起。家中无人提到母亲的病情，仅有父亲和姨妈知情。直到病情发展到第四阶段，也就是最终阶段时，他们才决定告知帕斯基实情，但帕斯基在同月接到入伍征召令。第二年，他从斯内林堡军营请假回家，终日留守到母亲的病床前。

在返回军营之前，他告诉母亲自己即将离去。母亲回复道，“是的，我想我们该说再见了”。母亲注视着他，说“再见了，帕斯基，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直到自己去世，他始终无法对那一刻释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母亲从未看过舒尔茨的作品。终其一生，舒尔茨一直在寻求母爱，但正如他笔下的角色一样，他总觉得自己只会遭遇到冷漠和拒绝。这不仅令他显得冷漠、疏远、难以捉摸，更显得麻木、嘲讽和轻蔑。直至入伍从军，他只有两个晚上离开母亲的经历，还是18岁时参加高尔夫巡回赛的时候。

舒尔茨没有交过女友。他仅与家族朋友的女儿有过约会。他不喜欢旅行，还讨厌看到海。他从不入住酒店，也不去餐馆。他会退到安静的地方进行作画。他活过了战争，却无法再见到母亲。

枷锁

在这世上，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情感创伤、失去爱人和无法弥补的缺憾。它们是束缚我们、阻碍我们享受生活的“枷锁”。无论你生命中有着何种“枷锁”，无法摆脱的习惯、罪、挫折感或过往错误，圣经在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毫无“枷锁”或束缚的存在。我们遇见的上帝（《创世纪》1：1）既无始又无终。他唯一受时空束缚的一次，就是临到尘世上化作我们中的一员，甘受时空的限制。

上帝经历过我们很多人感受过的拒绝和不理解，但其程度是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的。在钉罗马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所有人抛弃，甚至连永恒之父神也抛弃他（《马太福音》27：46），只为让我们永不至于落到这副田地。他承受的痛苦承载了我们一切的软弱，治愈我们全部的伤口，背负我们所有的罪。那么，为何永恒之父神愿意心甘情愿地承载这样的痛苦呢？只因他爱我们爱得深沉，愿意将我们从“枷锁”中得释放。

凭借复活的大能，他能医治我们的疾病、修复破碎、寻回失丧者。当我们怀疑这可能与否的时候，那就抬头仰望那十字架，因为在其中我们能看见那看似永远离开我们的爱。默想那被杀的羔羊（《启示录》5：12），我们必满心惊奇，因为那看似至好得难以想象的恩典，终将化作所有人的永恒现实。

源自Evangelical Focus，原作者José de Sego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