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徒本土家庭信仰传承的缩影｜北方一家族百年四代信仰路

在北方某地的一隅，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表面上看起来和其他的人家差不多，但是这户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近百年来家族成员世代信主，连续四代都有传道人。

这个家族的信仰如树根深扎于黄土之中，历经风吹日晒水冲雨淋而不倒。这家人从祖父辈开始接受福音，穿越无尽的贫困、战火与社会变迁。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未曾停止聚会，未曾放弃讲道，更未曾动摇对耶稣基督的忠诚。

这个家族的故事，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家庭信仰传承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家族在上帝恩典中被塑造、被使用、被坚立的真实见证。

这个"基督世家"的信仰之路，始于一百多年前一位曾深陷赌博泥潭的年轻男子——也就是天鸣牧师的爷爷。他从深陷赌博无法自拔到被福音拯救彻底戒除赌瘾，从目不识丁到能熟练讲解圣经，其转变之大甚至让村中最有文化的一位老先生折服归主。他的儿子——也就是天鸣牧师的父亲——于圣诞节出生，在文革风暴中默默持守信仰，虽受讥笑辱骂，却仍继续坚持夜间聚会，最终在一次晚间聚会结束之际安然离世。而第三代的天鸣牧师，则在改革开放后毅然决然拆掉祖屋重建，供教会永久使用，并投身神学教育、牧养群羊，成为地方教会的重要领袖。

这是一个关于家族三代人如何践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的真实记录。

天鸣牧师的爷爷：从绝望赌徒到传道人，福音改变生命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艰难，信息闭塞，传统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与中国古代一些朝代曾经施行的"井田制"类似，无数的人们被世代束缚在自己所在的那一小块土地上，也就是所居住的村庄和周边的三五个邻近村庄。许多村庄世代务农，男丁外出务工者极少，至于女性则地位更为低下，教育普及率极低。赌博、酗酒、迷信盛行，成为当时广大中国北方社会的普遍现象。

天鸣牧师的爷爷，便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他出生于清末民初、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个北方小村庄。与当时无数悲惨的人们相比，他的家境尚可甚至可以称得上优越——有田有房，算得上小地主。因此，他本可安稳度日，但正是因为手里有一些钱财，这样的家境最后反而害了他——他年轻时染上了赌博恶习，整日沉迷牌局，最终输光了从祖上继承而来的所有家产。据其孙天鸣牧师说：“本来我们这个家并不穷，但是因为爷爷沾染了赌博的恶行，并且很快便深陷进去，最后赌的整个家什么也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溜光。”所谓“溜光”，是当地方言，意为“一无所有”。

造化弄人，人性害人，原本富裕的天鸣牧师的爷爷短短几年间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穷光蛋。

走投无路之际，他的人生陷入了绝境。然而恰恰正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福音之光正在悄然照进这片土地，并且很快就会照亮天鸣牧师的爷爷的一生。

1920年前后，福音经由西方传教士之手终于传到了天鸣牧师的爷爷所在的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这一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社会，而基督教作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也被西方传教士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带入广大的中国内地。

最早进入天鸣牧师家乡的传教士来自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系统。他们在当地积极建立教堂、开办学校、设立医院，以“福音+教育+医疗”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传播信仰。天鸣牧师的爷爷所听闻的福音，正是由这些西方传教士所传递。

深陷赌瘾无法自拔的天鸣牧师的爷爷急需得到拯救，而福音恰恰是为救人而来。很快，天鸣牧师的爷爷正式信主。在决定信主的那一刻，他不仅接受了耶稣为他的救主，更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彻底戒除了深陷多年的赌瘾。信主之前，他的人生只剩下了赌博；信主之后，他立志只为基督而活。

靠着基督的大能，天鸣牧师的爷爷彻底戒掉了赌瘾，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奇迹。然而，更大的奇迹还在后面。

天鸣牧师的爷爷自幼家贫，从未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妥妥的文盲。按照常理，虽然信了主，但是也就到这里为止了——因为文盲的缘故，他无法读经，更不用说理解其中深奥的教义。但据他本人以及多位见证人的叙述，信主之后的他在圣灵的带领下，竟能够渐渐开始读经。如此一段时间以后，他居然能够讲道了。

村里有一位老先生，出身大家族，饱读诗书，是整个村子公认最有文化的人，没有之一。他与天鸣牧师的爷爷相识多年，深知其过去大字不识一个。但某日却听闻天鸣牧师的爷爷在聚会中讲道——言辞清晰，逻辑严密，引用经文准确——心中大为震惊：这怎么可能？

老先生当然不懂圣经，但是作为整个村子最有文化的人，他懂四书五经啊。于是，他把天鸣牧师的爷爷叫了过来：“你给我讲讲四书五经吧。”

给老先生讲四书五经？这可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难为天鸣牧师的爷爷了。可怜的天鸣牧师的爷爷别说学习四书五经了，连看都没有看到过。即便他家算得上小地主，他连一天私塾都没有读过。

但是，奇迹就此再次发生——虽然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头一次看四书五经的天鸣牧师的爷爷讲起四书五经却“极有见解”。通过对四书五经的临时突击，到了后面，这位整个村子最有文化的老先生讲四书五经居然讲不过此前从未学习过四书五经的天鸣牧师的爷爷。在铁打的事实面前，这位老先生很有风度和胸怀，没有任何狡辩，对天鸣牧师的爷爷的表现心悦诚服，并且就此接受了福音，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基督徒。从一名儒家文化的忠诚卫士转变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样的选择于他而言并不容易，颇有离经叛道之嫌。

这一事件，不仅是这名老先生个人归主的见证，更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乡村社会，一个目不识丁的年轻人竟能在学识方面胜过饱学之士，这种反差极具冲击力。正如学者王铭铭在《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中指出：“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播，往往不是通过理性辩论，而是通过生命改变的见证，打破原有的权力与知识结构。”

天鸣牧师的爷爷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并且成为该县最早的七名传道人之一。虽然他从未读过神学，也从未被按立为牧师，但因其讲道能力与生命见证，在当地深受信徒的爱戴和尊敬。

从1920年前后信主开始，他便在自己家里开始带领聚会。起初只是几个人的小聚，后来人数渐增，渐渐发展成为全村性的聚会。特别是在1923年至1933年间，当地的福音工作迎来了高峰——“落人不落门，每家每户都有信主的”，天鸣牧师说。

天鸣牧师回忆道：“当时俺这个村家家都有信主的，每一户人家都有基督徒，不一定全家信主，但是至少家里都有基督徒。”基督教信仰成为了这个村庄的常态，教会人数一度达到三四百人，成为全县最复兴的教会之一。

天鸣牧师的爷爷作为这个家族的初代传道人，虽未受过神学训练，却始终以生命见证和圣灵恩赐服事教会。这种殷勤服事的生活，也成为了这个家族漫长属灵传统的开端。

然而，蝴蝶终究越不过沧海，时代的风暴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活动几乎被全面禁止。教堂被关闭，圣经被焚烧，传道人遭受批斗，许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在重重压力下选择放弃信仰。

然而在这样的高压下，天鸣牧师的爷爷所在的教会却奇迹般地一直延续了聚会，不得不说这是上帝保守下的奇迹。

“教会基本上一直都在聚会，只是没有公开。”天鸣牧师说：“转为地下，晚上大家偷偷聚会。”

由于天鸣牧师的爷爷并未被按立为执事或牧师，而因着信主之前赌博的恶行，他的身份也得以从地主变成了贫农，因祸得福之下，他在文革中并未成为重点批斗对象。相比之下，那些被按立的执事们则遭受了严重迫害。其中一位执事，年过八旬，仍被经常游街批斗，最终在痛苦中被主接走。

虽然天鸣牧师的爷爷没有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但是因着自身基督徒的身份，游街总是难免的。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曾在全县范围内被押解并游街示众接近三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天鸣牧师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对爷爷游街的事情都有印象了。他说：“游完街以后，我爷爷被送回家来不久主就把他接走了，走的时候我爷爷还不到70岁。感谢上帝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我爷爷应该没有被打过，凡事都是有上帝的美意。”

天鸣牧师的爷爷的一生，是从败坏到圣洁、从无知到明白、从软弱到刚强的转变。他未曾上过一天学，却能讲解圣经；他未曾受过按立，却成为一代传道人；他未曾逃避苦难，却在苦难中见证基督。

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知识或地位上，而是建立在生命真实的改变上。这粒福音的种子，就此深深扎根于这个家族的土壤之中，等待下一代的生长与延续。

天鸣牧师的父亲：在逼迫中持守，于沉默中见证

如果说天鸣牧师的爷爷是这个家族信仰的开创者，那么他的儿子——天鸣牧师的父亲——便是这个家族承上启下的持守者。他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前半生经历战争与贫困，后半生遭遇许多运动与信仰压制，几乎未曾有过一天安稳的生活。但他却始终未曾动摇自己的信仰，一直默默服事，直至被主接走的那一天。

天鸣牧师的父亲与我们的主耶稣是同一个生日——都是在圣诞节出生的（编者注：关于耶稣的具体出生日期存在很多争议，本文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圣诞节）。

天鸣牧师的父亲自小便在基督信仰家庭中成长，在不断的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信主。他不像父亲那样有戏剧性的归主经历，但他的信仰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被深化。他为人忠厚，勤劳能干，得到了很多人的见证。他在村里担任大队的会计，负责三个生产队的账目，工作繁重，收入却极为微薄。

长期的贫困导致了天鸣牧师的父亲营养不良，后来他就得了一种病，但在当时这到底是什么病，大家都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后面我才明白，放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低血糖。为什么这么说？只要饿了没有及时吃饭的话，父亲就会脸色发黄甚至昏迷。”天鸣牧师说。

“那个时代有时候是真吃不上饭。而只要不吃饭，我父亲脸色就会蜡黄，再严重的话就会昏倒、不省人事。我家里人口也多，俺兄弟姊妹7个人，家里一共9口人，就全靠着我父亲一个劳力才能够活下去，压力很大。得了这个病以后，后来又得了哮喘病，那时候哪里有钱治病？”回忆的时候，天鸣牧师很心疼他去世多年的父亲。

天鸣牧师的父亲走得非常突然。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教会像往常一样聚会，说是教会，其实就是天鸣牧师的家。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12点，到12点多聚会结束以后，大家该回家的回家、该睡觉的下楼睡觉。天鸣牧师的父亲正要下去，但是一抬腿正要下楼的时候，突然间说“不行，船来接我了，船来了”。话音未落，他便倒下，安然离世。当时走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到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天鸣牧师说。

天鸣牧师的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卒于八十年代初，一生经历了诸多苦难，人生后期也经历了文革，但是期间并没有遭受很大的迫害，不过被人在大喇叭点名批评这些都是有的，出门的时候被人讥笑辱骂这些都是有的，出去讲道的时候被人打也是有的。

有一次天鸣牧师的父亲去一个地方聚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里聚会。天鸣牧师没有去，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结果当天鸣牧师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三个人去聚会的地方逼迫弟兄姊妹。后来天鸣牧师的父亲回来了，天鸣牧师一问，果然发生了有人迫害教会的事情。

在这场迫害当中，有弟兄姊妹被打了，但是上帝却有特殊的保守。他们非常拼命地打，但是被打的人事后却纷纷说被打的时候他们几乎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拳头打在了很厚的棉花套子上一般，根本感觉不到多少力气。被打的其中一个人是一名老大娘，老大娘拱着腰，年纪已经很大了，她被人连续用力踢了很多脚，但是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个时候正是在文革期间，教会没有开放，教会聚会都是偷偷地进行。天鸣牧师家中有一本圣经，是很老的那种，从爷爷那里一直流传下来的。有一次村里有人来天鸣牧师家里搜查，天鸣牧师的父亲就把圣经藏到了厨房的炉子里面，埋到炉灰里。搜查的人们把天鸣牧师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什么东西，更没有找到圣经。这样这本宝贵的圣经才得以幸存下来，没有被搜查的人们发现，而其他基督徒家的圣经在历次搜查中凡是被搜出来的几乎全都被烧毁了。

天鸣牧师至今还记得他的一位姑奶奶。七十年代初期，当时这位姑奶奶已经90多岁了。天鸣牧师对他这位姑奶奶最大的印象就是两个——祷告和禁食。

这位姑奶奶经常禁食，而且一禁食就是连续好几天。至于祷告，在当时尚且年少的天鸣牧师的眼里，这位姑奶奶几乎一直在祷告、无时无刻不在祷告。天鸣牧师说：“那时候她是住在俺家里，当时我还比较小，但是我就发现——凡是我醒着的时候，我就听见她都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小孩子喜欢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玩累了就睡了，等到睡醒发现她还是在祷告。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只要我醒着，她就一直在祷告。她祷告也没有什么方言、异象什么的，但是就是让人感动。”

天鸣牧师：从神学生到教会领袖

父亲走了以后，天鸣牧师再也没有了别的依靠，只好更加努力地服事、更多的讲道、更多的倚靠上帝。通过这样的过程，天鸣牧师得到了很多培养，慢慢地走向成熟。天鸣牧师起来以后，又陆续培养了当地的很多人，把他们从普通信徒逐渐培养成为服事教会的传道人。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但是教会的春天却并没有就此马上到来。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天鸣牧师老家的教会才开始开放，可以公开聚会了，并且白天就可以聚会，不用非得偷偷摸摸等到晚上甚至半夜了。

但是在这之前，很多年的时间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聚会。天黑以后，弟兄姊妹悄悄从各家出来，聚在天鸣牧师家的堂屋里。这一聚会就是一晚上的时间。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因此只能点煤油灯。就算是煤油灯也不是想点就能点的，每户每月仅有少量煤油配额，人口少的家庭一个月只有一斤的煤油票，人口多的家庭一个月两斤，拿着煤油票可以买煤油。蜡烛当然也是有的，只是价格太贵了，实在用不起，还是煤油灯便宜。

但因教会聚会频繁，而且聚会都是在夜里，每次聚会时间都很长，煤油消耗极快，常常不到月底就已用尽。

有一天晚上，天鸣牧师他们正在聚会，聚着聚着眼看煤油灯里面的煤油就要用完了，很快就要灭了。按说这个时候需要赶紧往灯里添加煤油，但是当时教会已经没有煤油了。一个弟兄无奈地摊手说：“没了，哪里还有煤油？都用完了。”

煤油没有了，那怎么办？天鸣牧师和弟兄姊妹他们的做法可能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很不可思议——大家一致决定祷告。等到祷告完毕，大家发现煤油灯居然还在亮着，而且还比平时更亮了，灯芯烧得“呼呼的，亮度大概是平常的两倍”。

大家往油灯里面一看，发现里面并没有哪怕一滴煤油，整个煤油灯除了灯芯以外空空如也。但是就这样用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聚会，一聚会就是一晚上，晚上聚会的时候大家就点亮这个没有任何灯油的煤油灯。

那个时候大家聚会什么都不怕，只有一件事情除外，那就是鸡叫。因为只要鸡叫了，就说明天很快就要亮了，而天亮就是开工干活的信号。因此鸡叫以后，聚会就必须要结束了。天鸣牧师说：“别的大家什么都不怕，就怕鸡叫。大家太想聚会了，太渴慕聚会了。”

让天鸣牧师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一件。有一次教会准备进行洗礼，要受洗的人很多。一些服事的同工还有过来得比较早的几个弟兄姊妹，一共二十多个人聚集在天鸣牧师家里，大家都没有吃饭。

当时的农村不像现在，没有任何饭店。既然没有饭店，那就自己做吧。村里有一家供销社，天鸣牧师过去一看，别的吃的都没有了，就只有一些面条了。称了一下，一共是二斤六两面条，天鸣牧师对此记得非常清楚。

二斤六两面条其实并不算少，五六个人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是现在不是五六个人，而是二十五六号人。这二斤六两的面条是远远不够的。

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此发生。

大家找了三口锅煮面条。二十五六号人全都吃饱了，是真的吃饱了，不是装的。吃到最后三口锅里都剩下了小一半的面条，无论怎么吃都吃不完。大家看见教会门口路过了一个要饭的乞丐，就给了这个乞丐一些面条，让他吃饱了。就算这样最终每口锅里都还是剩了很多面条。

虽然在场的这二十五六号人都是庄稼汉，大部分人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对于这么多人吃二斤六两面条没有吃完而且还剩下很多这件事情还是有着很清楚的认知——这实在是神迹。经历过这个神迹以后，很多原本因为各样原因而陷入到软弱和试探的人都变得刚强了起来。这一神迹，成为许多信徒信心的坚固磐石。他们亲眼见证了上帝的同在是如何超越物质的缺乏的。

然而，属灵的恩典并未免除肉体的苦难。

八十年代末，当时还不是牧师的天鸣弟兄在长期的服事过程中深感神学装备上的缺乏，决定去读神学。

读神学，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只是苦了天鸣牧师，更苦了他背后的家庭——师母和两个孩子。

天鸣牧师去外地上神学，那师母就得负责把家庭照顾好。为了生存，她在家里照顾孩子之余，种地也不能耽搁。只是种地实在赚不到几个钱，为了帮补生活，她不得不赶集，在集市上卖些衣服、画本等日用品，这样多少也能赚一些钱。

天鸣牧师读神学的那几年，师母在家里过得很苦。

天鸣牧师不在家，那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师母一个人干。一个人收庄稼，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当时他们家里种了很多地瓜，等地瓜成熟以后好不容易收完，然后还要分割成地瓜片，晒干成地瓜干以后才能储存。

有一次，地瓜片正在外面晒着，可是眼看着天黑了下来，乌云密布，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师母心里非常着急。“好不容易弄好了这么多的地瓜，马上就要晒好了，这个时候被雨淋了怎么办？那不是亏大了吗？为什么天鸣非要去读什么神学？”师母一边埋怨天鸣牧师，一边还是要继续干活。

有一次天鸣牧师家的儿子突然生病了，师母需要带孩子去卫生所看病，但是眼看马上就要下雨了，外边还有粮食需要收。师母很着急：“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孩子的病需要看，但是粮食也必须得收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给女儿说：‘闺女，你去给你弟弟买一条饼干，让他先吃着，我得先去收粮食，等粮食收完就回来带弟弟看病去。’我儿子听到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妈妈，你祷告吧，祷告让上帝叫我好了。’”

儿子的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师母的信心马上就不由自主地生发了起来。“死逼着没法，天来雨了，外边晾晒的粮食不收不行，可是孩子突然生病不去看也不行。怎么选好像都不行。你看孩子还不得劲，你治不了，你不靠上帝怎么办？儿子这么说，我才想起来上帝。以前当然不能说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我也想要凡事都能够依靠上帝，但是我的信心真的达不到。接下来，我们娘仨就跪在那里开始祷告。”师母如此说。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还是很穷，尤其在农村更是小偷小摸不断，很多人家都曾经发生过财物失窃的事情。当天鸣牧师去读神学的时候，家里就只有师母一个大人，孩子们都还很小，姐弟俩才4，5岁的样子。就在他们家墙西一条路之隔，有人家盖了一个猪圈养猪，结果猪圈被小偷弄了一个大窟窿，自然而然猪圈里面的那些猪都被小偷给偷走了。天鸣牧师家非常穷，可是就算再穷，家里始终还是有一点儿值钱的东西，比如家里养的几只牛羊。为了避免这些家庭重要财产被偷，有很长一段时间师母不得不和这些动物们住在一个屋里。

对天鸣牧师，师母心里其实是有很多埋怨的。但是埋怨归埋怨，师母多少也知道天鸣牧师在神学院也不容易，甚至比自己更难。

有一次一个姊妹过来拜访师母。来到师母家以后，这个姊妹说她去过天鸣牧师所在的神学院，而且她还知道天鸣牧师吃饭吃得很不好，然后说着说着这个姊妹就哭起来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学校里过得这么苦。天鸣牧师也不给别人说，虽然吃得很孬，但是从来都不会给别人说，甚至连我都不给说，不想让别人担心他，”师母说。

知道情况以后，师母一方面很生气，觉得天鸣牧师不把他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另外一方面又很心疼——原来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吃苦，可是天鸣牧师却比他们更苦。

天鸣牧师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粮票制度还在实行。

80年代的粮票制度正处于一个从鼎盛、松动到最终消亡的历史时期。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粮票制度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在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基本生活资料（比如粮食、食用油、食用盐、糖等等）实行定量配给的票证制度。

很显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之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拐点。在很多甚至绝大多数地方，粮票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可是在一些比较封闭、保守的小环境中，粮票制度却依然在广泛实行。

回忆起当年在神学院读书的日子，天鸣牧师说："那个时候，我的生活真的很困难。一个月我有40块钱的生活费和50斤的粮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很多人家的生活都开始富裕起来了，基本上都有白面馒头吃了。上神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吃馒头，但是我不吃，不是不喜欢吃，而是舍不得吃。因为馒头是细粮，更贵。所以我就吃窝窝头还有地瓜，这些都是粗粮，便宜——六两细粮就能换一斤粗粮，把细粮换成粗粮分量差不多多了一半。那个时候我们这边一般人就很少再吃窝窝头了，因为窝窝头是用玉米面做的，很难下咽，可是我那个时候经常吃窝窝头。人家吃细粮，我就吃粗粮。"

上神学的时候，天鸣牧师的同学们对他都很好，很关心他。原因无他——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天鸣牧师生活过得很艰苦，吃不好、穿不好。尤其是天鸣牧师的两名舍友，对他更是关爱有加——只要和他一起吃饭，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碗里吃饭，不让他掏一分钱、一两粮票。

后面天鸣牧师在培养预备传道人的时候，一直给他们强调：“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不怕苦，二不怕穷，三不怕死。因为传道人是被上帝特意拣选和膏抹的人，其他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作为传道人却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神学毕业以后，天鸣牧师回到老家教会继续服事。经过一段时间，教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稳定聚会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人数增多怎么说都是好事，唯一不好的方面在于——教会不够用了，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天鸣牧师决定：把教会也就是自己家房子扒掉重建。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教会没有钱。而教会没有钱却又要重建教会的话，那就只能天鸣牧师自己掏钱了。

天鸣牧师愿意掏钱，但是他也比谁都清楚——自己实在没有几个钱。

教会一定要建，可是又实在没有钱。于是怎么既能够把教会的房子建起来又能够尽可能省钱，就成为了摆在天鸣牧师面前的棘手问题。简直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难啊！

其实那个时候，盖房子所必需的原材料要比现在便宜得多，无论是沙子、水泥、钢筋还有砖头都是如此。但是即便如此，为了尽可能省钱，天鸣牧师和师母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盖这么大的一所房子，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买新砖。原来，当时他们住的地方附近因为旧城改造，很多老房子都需要拆迁。旧房子拆掉以后，那些旧的砖头也就废弃不用了。一货车的旧砖头才几十块钱，天鸣牧师和师母买了好多的旧砖头。两个人只要有时间就拿着工具过去拣砖头。说是“拣砖头”，实际上的工作却要多得多——砖头并不是一块块彼此独立的，而是砖头与砖头之间有白灰甚至水泥，需要用刮刀一块一块地仔细清理出来。花在这个工作上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统计，反正只要他们手头上没有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去“拣砖头”，就这么拣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直到新教会盖好，他们也没有买几块砖。但是为此他们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花费的时间暂且不说，因为干活干得太多，天鸣牧师和师母两个人的手指被粗糙的砖头磨得流了很多血；伤疤还没有长好，就又被磨开、碰开甚至是砸开。

天鸣牧师会木工手艺。为了省钱，新教会所需要的门窗这些木制构件自然都是他来制作。白天实在没有时间，他就晚上没事的时候手工制作——差不多一晚上三四个小时能够做一扇窗户，三四个晚上能够做一扇门。在新教会正式开工之前，天鸣牧师就已经提前开工了很长一段时间，做出来一批门窗。然而开工以后房子盖得很快，这个时候门窗这些木制构件天鸣牧师还没有完全做好。门窗可以等房子，房子却没法等门窗。那段时间，白天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为了赶上盖房子的进度，天鸣牧师只好趁着晚上赶工制作门窗，经常一干就是一夜。“没有办法，第二天盖房子就得用。”天鸣牧师说。

最终，教会从正式开工到建成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教会举行献堂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高兴，天鸣牧师和师母也很高兴。只是除了上帝之外，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为了盖教会这件事情，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

天鸣牧师的儿子和儿媳妇也都读了神学，目前他儿子在一家主内机构工作。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家族“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的记录还在延续。

笔者手记
百年前，一个赌徒悔改归主；百年后，一个家族的信仰依然薪火相传。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家族只是千千万万中国基督徒中的一员，但他们却见证了那条无数基督徒亦曾经见证过的清晰的脉络：上帝的手从未缩短。

未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相信或者说盼望——这个家族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基督徒一起，继续在神州大地上回应那古老的呼声——"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