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来华的斐尔德：从宣教士到女性主义者（十二）

在华盛顿州大力参与禁酒运动，却终成历史闹剧

全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盟的成员在演唱歌曲《干净无酒的加州》，图片来源：《一百年前，是谁渴望用“禁酒运动”创造一个“纯净”的美国？》

在18世纪末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一些旨在推广福音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女宣教会，其中一些后来发展成不同的女性组织。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诞生的其他协会也肩负起不同的社会事业，如1826年建立的美国禁酒促进会所领导的禁酒运动。禁酒运动源于工业革命时期，因为直到工业革命要求工人必须清醒地操作重型机械和设备前，酗酒现象很少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工作场所因工人酗酒引发的事故是一个大问题，企业主苦恼于生产力下降，经常出于经济目的加入禁酒运动。禁酒运动早在19世纪20年代便活跃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美国也紧随其后，1873年，一位名叫戴奥·刘易斯的医生在公共讲演中号召女性使用自己作为道德权威的力量，用祈祷这种柔性的谴责方式迫使酒馆关闭。此后，一场由女性主导的反酗酒“圣战”拉开了帷幕。全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等组织相继成立，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将这场道德运动推向了顶峰。美国不仅也出现禁酒运动，而且女性在禁酒运动中成为了领袖。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弗朗西斯·威拉德的领导之下，全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成为维护女性权利的最重要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妇女组织，该组织宣称它的信仰是以基督教福音为坚实基础，意图通过禁酒创造一个“清醒而纯净的世界”。因此美国女权运动的一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禁酒运动大潮涌来，女权运动家斐尔德自然不甘人后，在西雅图不遗余力地参与起来。

1914年1月，华盛顿州开展了一场全州范围的禁酒运动，斐姑娘自言她为支持该运动付出了她有史以来最大的努力。她在中国和美国见证过饮酒带来的对人的生命与社会生活的败坏，因此她认为这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的痛点，故而坚决主张禁酒。得到华盛顿妇女立法委员会的“buff”加持，斐尔德直接单人出道，成立了一个“独行侠”委员会，独立预备和散布支持在全州范围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类饮料的运动的传单，并且组织请愿将禁酒的法律呈至立法机关，这是华盛顿州直接立法的第一次尝试。斐从1913年9月开始工作，共撰写了3个传单，把酒精引发的社会和家庭混乱，以及酒商们赚得盆满钵满的事儿都给爆出来了。斐出资印制和发放这些传单，还出钱帮助反酒吧联盟，用以印刷自发请愿书。

斐的好友、费城自然科学学院秘书诺澜曾为此写信劝她：“不要让自己筋疲力尽去试图给孩子们提供未来。如果事情继续像这样发展（尤其是在西部），相信我，它不值得。”我们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诺澜对禁酒运动的前景的判断是颇为精准的。

但斐心中怀抱热望，不为所动。经过努力，华盛顿州的禁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虽然只需要32000个签名，但自发请愿书有超过112000人签名，在1914年11月6日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凭19000张支持票保住了禁酒令。

但胜利之路绝非坦途。来自酒类饮料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势力作出了强力的反击，据估算他们投入了大约50万到300万“美刀”来反对禁酒运动。他们通过影响力强的报纸以及直接或间接地贿赂选民，选举出之前被罢免的西雅图市长吉尔，使其第三次当选为市长。吉尔上台不久，立马投桃报李，把斐尔德“拉黑”，免去了她的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理事一职。在吉尔的一番布局下，西雅图成为华盛顿州唯一一个绝大多数人反对禁酒的地区，但华盛顿其他的小城市和镇支持禁酒的呼声却足够大。经过博弈，禁酒的公民复决结果是，禁酒令必须在两年之后（即1916年1月）才开始生效，酒商利益者们希望在这个间隙中将禁酒令诉诸法庭，意图利用各种手段使其最终无法成为法律。为此，斐也用个人的“钞能力”来支持禁酒的法律辩护。而据斐本人日记，她在整个禁酒运动过程中，“支持华盛顿妇女立法委员会的禁酒运动900美刀；支持反酒吧联盟的工作500美刀；支持法律辩护的费用500美刀；共计1900美刀。”作为个人而言，与她的收入对比，斐做出了慷慨的捐献，最终也得偿所愿，禁酒法律成立。

后来，禁酒令不仅只在美国部分地区生效，1920年1月17日，美国宪法《第十八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又称《伏尔斯泰得法案》）正式生效，修正案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历经上百年，禁酒在美国从一种宗教和社会道德运动演变成国法，至此似乎已经大获全胜。然而以斐尔德为代表的众多主张禁酒者却无法预料到禁酒运动很快就成为大型“历史翻车现场”，最终甚至沦为声势浩大的历史玩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结果呢？

因为禁酒令非但没有带来利好，反而带来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

1.‌ 非法酿酒与私酒泛滥‌：禁酒令并未有效遏制酒类消费，反而使非法酿酒产业“野蛮生长”，私酒泛滥，质量得不到保障，酒精中毒事件大幅增加。

2.‌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醉酒滋事案件直线上升，监狱人满为患，近半囚犯因违反禁酒法入狱，反而催生了黑帮的崛起和社会动荡。三K党和斧头帮等极端组织在禁酒令期间嗨翻天了，以禁酒为名，大肆实施暴力和种族迫害（其中性质最恶劣就是歧视黑人的三 K 党及其支持者做了一件针对黑人的惨绝人寰事件——塔尔萨大屠杀。根据俄克拉马州政府调查委员会的官方记载，这次屠杀从1921年5月31日下午4点开始，到6月1日中午11点才被军队平息。塔尔萨有300多黑人死于非命、8600多人受伤，1256间住宅被焚毁、215处房屋遭抢劫、35个街区被破坏、1万多人无家可归，誉为“黑色华尔街”的富人区被夷为平地）；黑帮大佬如卡彭等人通过私酒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控制了政界和警界，导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3.‌ 政治腐败与执法困境‌：禁酒局行动被各种“卡脖子”，预算被砍。禁酒特工人手短缺，待遇微薄，局里甚至还有人中饱私囊。一些政客也暗地里支持禁酒令的反对者。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成为彻让禁酒令彻底“凉凉”的最后一根稻草。禁酒令带来的腐败和治安问题让民众怨声载道，生产过剩的粮食如果不酿酒便卖不出去，经济学家估算禁酒让政府每年直接“飞走”超过20亿美元的酒类税收，每年还要另掏一大笔钱用于禁酒执法，禁酒令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意义。因此，从1930年起，美国一些州便亟不可待地解除禁酒令，1933年，禁酒令正式在全美废除，成为美国最短命的宪法修正案。

禁酒思潮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受到一部分群体的广泛追捧，但将禁酒作为全国性法律一刀切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现代医学认为，不喝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适量饮酒有益健康”是一个认知误区。而中药酒能够治病，其实是因为中药的有效成分，能溶解在酒精中，酒精仅仅只是中药有效成分的“搬运工”罢了。但就社会层面而言，立法强行禁酒，是无法赢得人心的，最终会得不偿失。

事实证明，实践远比理论更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金标准”，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措施，才是对的，一切美好然而却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理论（无论来源于宗教界还是世俗界），都是空中楼阁，最终只能沦为历史的笑柄。

当然，不能说禁酒令一点功劳也没有，至少在促进不同阶级族裔和睦相处上面还是做了一点“无心插柳”的贡献。禁酒令下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想喝酒而不得的“苦命人”。各色地下酒吧里，不论肤色、种族、性别、穷富，来喝酒的都是想喝酒而不得的“难兄难弟”，大家心照不宣地聚饮一堂，一杯杯偷偷摸摸的“快乐水”下肚，气氛那叫一个热烈，这大大促进了族裔融合，这幅景象在禁酒令前几乎不可想象。

与禁酒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同，同时伴随着禁酒运动走上政治历史舞台的女性主义者，话语权不断扩大，加上一战期间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让女性获得政治权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1920年与禁酒令（《第十八修正案》）一同生效的另一条宪法修正案：《第十九修正案》，正式赋予女性选举投票权，这波操作直接“封神”，延续至今。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以其鼓舞人心的示范效应，为全球性别平等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主要参考论著：
聂利《科学、性别与文化：斐姑娘的传教生涯及其回美以后》
周铭 《“文明”的“持家”：论美国进步主义语境中女性的国家建构实践》
冈察雷斯《基督教史》（下）
凯瑟琳·马什《一百年前，是谁渴望用“禁酒运动”创造一个“纯净”的美国？》
华小明《清教徒禁酒与3K党、斧头帮及黑帮教父》
木子水《禁酒令：一场声势浩大的历史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