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连载五）

  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系列四）

（2）教会背景的不同带来的观点误导：

有关中国教会不同背景的问题，最大的不同莫过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不同。事实上深入了解一下，我们还会发现中国教会还有一种介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名为“第三势力”的教会（是城市新兴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就是这类教会既不能称为三自教会又不能称为家庭教会。他们的存在形式也有多种多样，有与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两边都接触的，也有与两边都不接触的。通常来说，他们的出现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由于他们对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的信仰认信都有不满。其二就是随着一些在城市里兴起的牧者，他们既没有三自教会的背景也没有家庭教会的传统，因此就在生存形态上走中立路线。有关第三势力教会的生存理念，总的说来，他们大体持守实用主义的做法，即一切的做法以事工是否能顺利进行为总的评价标准。通常的做法是他们会借用三自机构牌子作为合法生存的保护伞，而实际上则是走独立开展事工的路线。随着海外对中国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面都接触之情形越来越普遍，因此第三势力在海外的生存空间似乎较前两类教会更大。具体来讲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海外遇到认同三自教会的，他们就会以认同三自教会的姿态出现，而如果他们在海外遇到认同家庭教会的，那他们就会以认同家庭教会的姿态出现，或者他们会自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都可以接纳。据了解，第三势力教会的主要群体在浙江的温州。

尽管中国这些年“第三势力”教会异常活跃，不过，对海外基督徒来说，他们脑海里大体的形象还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者的区别，因此中国教会在海外基督徒心中产生不同观念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中国存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不同体系。由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至今还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因此海外人士在与这两类教会的接触中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与三自教会群体有过密切接触的海外人士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中国教会的事工其实在很释放的环境里进行，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和打压。而如果是与家庭教会接触密切的人，则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印象，那便是中国教会事实上非常不自由，政府对教会的压制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强化的趋势。有关这两方面的描述，我们浏览一下孙明义弟兄之文章《认识中国家庭教会》开头的一段就能让读者深刻体会：

 “一个明媚的仲夏下午，我作为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参加了美国中部一家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敬拜结束後，教会里的两位长者，走上来与我交谈。

第一个老弟兄知道我是从国内来的，就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多加小心，因为他最近从报上看到，又有某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捕。从他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对於中国家庭教会的同情与支持，以及对於政府的批评。

接著，另一位在教会中颇受尊重的长者，过来和我交谈。他一开始就比较直接地问我，家庭教会对於三自教会的态度。然後他谈到他回上海时，参加过几处三自教会的活动，印象很好。三自教会还给他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非常主动靠近和接纳家庭教会，可惜家庭教会太封闭，不愿意与三自教会和好。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对於三自教会的同情与认可，以及对於“地下的”、“封闭的”、“不愿意合作的”家庭教会的反感。”[1]

事实上，对中国教会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会发现，有关中国教会群体的不同背景不仅是指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自内部也有非常不同的背景。也就是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自内部也绝非是单一的一种状态。拿家庭教会来说，笔者曾在《从洛桑事件看中国教会的不同立场》一文中以家庭教会如何看待政教关系之分别把其分为五种类型：坦荡派、谨慎派、维权派、和谐派、低调派。

A、家庭教会：

坦荡派

坦荡派基本态度是，教会迟早要公开，或者说本应该要公开，因为教会本就应该是“世上的光”、“山上的城”，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具体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时代处境，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坦荡地面对任何的世俗力量和群体，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教会都应该积极寻求与政府及社会群体的接触。面对政府或社会群体的任何政策和舆论，该派牧者都愿意展开沟通和对话，他们非常愿意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以期盼政府部门能颁发更开明的宗教政策。 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政教关系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关系，即基督教应该要有更独立的生存空间。不过，坦荡派的特点不仅在于他们开明的态度，同时也在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就是说如果在对话方面没有取得进展，那他们也不会轻易在信仰方面做出妥协。总之他们愿意对话，但也绝不妥协信仰原则；他们愿意坚持，但也随时保留对话的空间。

 一些学者认为此派的牧者在将来中国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和使命感会使他们始终处在未来中国教会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正是因为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必定会始终处于中国教会未来走向的焦点之中，当然他们在其中会付出很多的代价，因为先行者总会都付出代价 。

总的来说，该派教会基本上来自大城市，其牧者也多为知识分子群体。高学历的教育背景加上坚定的信仰立场以及宽广的文化视野，将使他们在未来中国教会的整体走向上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谨慎派

 此派牧者的做法首先考虑的不是牧会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也就是说在面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特殊时代背景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使命，而是自己的事工是否受影响。从做事的方法角度来说，此派趋向于实用主义，即一切的考虑以事工是否稳妥为基础，如果一种环境不能保证事工的顺利进行，或者会威胁事工的安全指数，那他们便会采取措施来降低不利于事工的局面。换句话说，只要有严重威胁现有事工处境的任何资源和机会，他们都会考虑回避和拒绝。从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来看，持有此派立场的牧者在目前中国教会里还是拥有绝大多数的。

不过，有学者评论，尽管此派教会和牧者在中国教会里具有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整个时代里将难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务实性的。作为处在风起云涌时代的中国教会，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是难以承担领袖责任的，因为任何领域的领袖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便是具有一种冒险性的勇气，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尽管可以在事工上积累众多的实力，但是在历史性的使命和责任里往往会缺席。

 维权派

持有此派立场的教会在目前中国家庭教会里只是属于少数群体，不过她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有关海外媒体对中国家庭教会状况的报道大部分来自维权派的举动。维权派的基本主张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信仰表达来促进中国政府改善政教关系，此派人士非常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群体乃是促进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伦理体系等等领域都负有更新的使命，他们希望通过信仰的力量促使中国社会能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此派人士对公共空间的使命绝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信仰所延伸出的一种时代使命和责任感。他们不同于非基督教群体的维权人士和民运分子，他们的坚持是基于神圣的信仰原则和神学理念。他们中的个别人或许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但是这一切的理想都是基于时代的信仰使命和博爱情怀。 他们愿意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博爱精神，带着基督信仰的神圣使命，来憧憬中国社会的理想未来。总的来说，他们针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很不满的。

综观整个中国教会，很显然激进派始终是处于少数状态，原因有几方面，一方面是真正具有维权使命的牧者毕竟是少数，而具体到拥有清晰政教关系知识的牧者更少，而要在这方面付出代价的人那可就更少。再者，很多的牧者都有自己的固定事工，这些事工涉及固定的场所和设备。如果有人要在维权方面投入精力那首先必须要有“赴汤蹈火”的思想准备，因为这种代价不仅会涉及事工的安稳方面，甚至连家庭和自身的性命都要考虑清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家庭教会维权派的身体力行者只是少数， 但是很多家庭教会在心得里是非常同情他们的。很多家庭教会认为维权派事实上是在替他们承担历史的使命，通俗地说是在替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吃螃蟹”。

不过，经过去年的洛桑事件和今年的守望事件后，中国家庭教会的维权派群体似乎在增强，因为原先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持守坦荡派立场的洛桑会议中国区筹委成员在经历2010年被阻拦赴非州开会以及今年守望户外聚会事件后，其立场逐渐由坦荡派在向维权派转变。换句话说，原先坦荡派的立场是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良性沟通以求家庭教会在登记和合法化方面寻求突破，可由于政府在权衡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后拒绝了以坦荡派家庭教会群体的呼声。这便使得坦荡派在发展道路上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加入维权的行列。笔者认为从近期来看，家庭教会的坦荡派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但从长远来看，政府的代价可能更大，因为家庭教会的坦荡派乃是中国家庭教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主力军。得罪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所付出的历史代价，深信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遇到过。笔者深信中国政府也有难言之隐，究竟其中有何内情，有待日后历史揭秘。

 和谐派

 所谓的和谐派，指的是一些对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之关系不敏感以及与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的教会或牧者。事实上此类教会就是以上所言的第三势力教会之一。之所以会出现持和谐立场的家庭教会和牧者，乃是与几个原因有关，其一是有众多牧者由于是在海外信主和被呼召做传道人，因此他们非常不同于国内的牧者，即他们没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概念，至少没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他们在海外事奉，那么就更不会提及一些教会背景的问题，如果回到国内，他们也不会刻意牵涉这些话题。其二是很多的事工也逐渐驱使出现和谐派的路线，比如说很多的国外机构和教会为了开展事工便选择走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边都接触的路线，由此他们的做法也逐渐影响了国内的某些教会的路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和谐派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教会这些年逐渐出现了一些对文化使命和公共领域有负担的教会和牧者，因此出于事工的需要，他们必定会采取和谐的路线，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在公共领域公开地存在，那必须要调整事工的全新策略，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如何保持与政府以及社会群体的良好关系。出于这方面的顾虑，他们必须要开辟一条和谐的道路，以便让公共群体接受他们的存在，继而使事工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对于和谐派的出现，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也难以作出一致的评价，因为家庭教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整体，再说和谐派的类型也不是基于同一个根源。近些年的和谐派时常会在这些领域出现，比如职场培训事工、音乐事工、网络媒体事工以及福音出版事工，由于这几类事工需要追求群体上的影响和果效，因此他们便有意淡化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的背景。再者，根据这些事工的特点，它们往往即可以在三自教会体系里活动，也可以在家庭教会里推动 。

从中国教会的整体走向来看，和谐派的教会将很难取代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的存在形态，因为中间路线往往会使得两头都不讨好，除非中国教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不过就中国教会的机构发展和公共领域使命来讲，和谐派的走向是有很大空间的。日后有关中国教会的音乐事工、网络媒体事工、职场培训事工、婚姻辅导事工等等都将会由和谐派的牧者和专业人士来主导。

低调派

在目前中国的家庭教会里，此派有非常多的群体。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是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除了教会的常规事工外，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里的事工几乎没有使命，他们愿意一生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中活动，对于一些开展文化使命的教会和牧者，他们认为这乃是一种“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的做法。这一类的教会信众和牧者团队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众多的群体，那是因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和复兴长期在农村和乡野，因此牧者的类型是比较朴实和低调，再者教育学历的低下和文化素养的贫乏也使得他们难以对社会领域产生福音的使命。

 再者，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教关系形态，使得这一类型的中国家庭教会早已习惯于长期受压制的处境。对于任何的压制和迫害，他们只寻求信仰方面的回应和灵性方面的慰藉，根本不希望从政教关系方面找寻解决的途径。当然，从牧者的心态角度讲，这些牧者都是一些心态比较单纯的人，他们低调的姿态除了是因为传统观点的原因外，也跟他们朴实和朴素的心态有关。从不利角度讲，他们缺乏远大和宽广的视野，从有利角度讲，他们少有野心和雄心。

 

（未完代续，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王文锋弟兄出生在浙江温州，为第四代基督徒，1995年全职献身福音事业，自1997年起定居北京，目前在海外进修神学。多年来基于对中国基督教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感触，他很有负担想与海内外基督徒一起思考和探索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尽管他成长在家庭教会的环境里，但是由于其家族里有众多亲朋好友在三自教会里聚会和事奉，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探讨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他也期盼主内弟兄姐妹能为他的分享祷告，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能引发更多主内肢体为中国教会的发展而祷告，同时他也期盼神州的同胞能借着这些文字明白中国教会的复兴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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