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连载四）

  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系列三）

3、中国的教会群体

这里所说的教会群体是指非官方形式的信徒群体或牧者群体，她既包括体制内的三自教会群体也包括体制外的家庭教会群体。相对学术团体和宗教组织来说，通过教会群体来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要容易的多，因为与这些群体的接触基本上都是私下的，因此大家的顾虑就不会很多。事实上，这几十年海外教会对中国基督教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国非官方的教会群体，这其中有来自体制内的三自教会群体，也有来自体制外的家庭教会群体，不过，客观来讲，海外人士通过家庭教会了解中国教会要大大多于通过三自教会的信众群体。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国基督教官方机构自身的信息发布问题。作为官方机构，既然你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的新闻信息，或者说无法提供信息发布的数量和质量，那人家当然只能通过民间信教群体来了解了。 对于如此诺大的一个中国，作为官方的基督教机构，如果你无法时常提供新闻的信息量，那人家当然就只会寻求非官方的咨询渠道了。笔者时常会浏览中国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网站，给我的形象是新闻量实在太少，而且更新的速度也很缓慢。有时好几天才更新一条新闻，这对于一个服务数千万基督徒的官方基督教门户网站来说，实在是不协调。记得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人建议中国基督教两会设立日报，以便让海内外人士第一时间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可是最终都未能审批下来，究竟是政府部门不肯批，还是两会不愿开展，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海外基督教人士喜欢通过民间教会群体了解中国教会还跟海外人士的一贯思维有关，具体来说，就是海外人士对中国官方性质的报道一直以来就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事实上在政治、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都一样。究其原因，众所周知这跟中西之间几十年来紧张的关系有关。简单来说，由于西方世界一直质疑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因此便使得他们对中国官方新闻的报道也缺乏信任。这其中既有中国官方报道缺乏客观性的因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亦有西方社会的误解。具体到基督教咨询也一样，因为西方无法信任中国基督教官方机构的报道，因此他们只能通过非官方的教会群体来了解中国教会的发展状况。

为了改变海外人士对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看法，两会的高层也曾做了很多的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比如频繁出访他国以及邀请他国基督教机构领袖访华等。就这些访问和交流来讲，大体来看是逐渐增进了官方式的友好关系，但是否真的促进了彼此的信任和真诚的了解，就不得而知了。就互访的范畴来讲，两会与世界基督教协会(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体系下的信仰群体关系比较密切，而与世界福音派联盟（WEA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体系下的信仰群体相对要疏远一些。与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关系密切源于世界基督教协会本身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大的基督教机构，因此他们的交往风格是基本不会太计较信仰的立场和他国的教会事务。而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的疏远乃是源于世界福音派联盟历来持同情中国家庭教会的路线，同时对家庭教会持同情态度的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CCCOWE）的看法也是影响世界福音派联盟（WEA）对中国教会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这些年以来，世界福音派联盟对中国教会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2009年11月16日世界福音派联盟（ WEA）就对中国基督教两会进行了正式的访问，自那次访问后就拉开了中国基督教两会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的官方交往。事实上，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CCCOWE）的态度也在转变，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今年（2011年）9月12至16日在印尼举行第八次世界华人福音大会的例子，本来世界华人福音大会邀请了属于家庭教会体系的北京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和宋军牧师作为工作坊讲员，后来因着中国当局的介入，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CCCOWE）被迫取消了金天明牧师和宋军牧师的讲员资格。当然造成这次更改讲员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010年的洛桑事件和守望事件，按照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总干事李秀全牧师的解释是，他们原初在邀请这两位家庭教会牧师时，当时中国教会还未出现因洛桑事件和守望事件带来的紧张关系，很多人能理解李牧师这样的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试图在改变对中国教会单向的接触态度似乎也是一个内在的因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福音派联盟和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之态度的改变，不是改变对家庭教会的同情，而是希望在继续对家庭教会持同情立场的情况下也开展与中国基督教两会的接触，换句话说他们是想采取两边都接触的事工策略。

不过，就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对外宣传来讲，近些年做得最为成功的例子便是自2004年起在海外所举办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据统计，自2004年起中国基督教两会共在海外举办了3次圣经事工展，分别是2004年8月6日至10日在香港、2006年4月27日至6月12日在美国、2007年6月7日至9日在德国（2011年11月将在美国举行第四次海外圣经事工展览）。

尽管在展出期间一度也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比如很多海内外教会和福音机构认为其只是为了改变海外教会对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看法，甚至认为其是替中国政府做统战工作。不过不少参加过展览的人士则认为“圣经事工展”不可能只是一次纯粹的事工展，也不可说只是一次纯粹的带有统战性质的政治宣传，正如中国三自爱国会本身的性质一样，其目的乃是试图让海内外人士知道中国基督教两会曾为神做了很多的事工，同时让人知道中国政府是友好对待基督教事工的。究竟其目的如何，只有神知道，也只有主办方自己知道。

 不过，与中国非官方性质的教会群体接触，也必须要了解一些有限性：

（1）地理区域的广阔带来的信息差异：

面对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因各地方言、文化、习惯等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教会方面也一样，因着历史的传承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各地会在基督教发展方面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状况。这一点在海外教会与中国教会的接触中应该要引起注意，要不然可能会让海外人士对中国教会的整体印象产生误导。举例来说，一些中国的省份之基督教发展已非常迅速，所谓“三个半省”既是指河南、安徽、山东以及浙江的温州，有关这三个半省的福音复兴状况，深信很多人都已有所耳闻。

笔者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拿中国的温州市来说，其基督教会的复兴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据杭州市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张忠成牧师在一篇《从温州教会的牧区现象看教会的牧养管理》[1]的文章中透露，温州基督徒占全市总人口比率已达11％，其全市教会呈现的状况是：信徒多、堂点多、聚会多、义工多。就信徒多的一项，张牧师在该文章中透露据2007年的统计该市已有基督徒862708人，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温州出现了很多几乎全村归信耶稣的福音村，比如象永嘉县瓯北镇的花园岙村、苍南县的钱库镇后谢村、金乡镇的灵峰村、马站镇的后岘村等村，其归信基督徒的村民比率超过90％。而温州市于2007年统计的基督教堂点则多达2179个，象苍南的龙港镇这样一个镇就有多达25堂点。据2007年的粗略统计温州市参与讲道事工的义工就有多达4361人。

除了温州地区，中国还有很多省份的一些地区基督教比率也异常高，浙江还有萧山、慈溪、温岭等，河南有方城、唐河、镇平、鲁山、确山等县城。此外安徽、山东、福建、东北等地都有比较复兴的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云南， 比如象云南的不少民族几乎全族人都为基督徒，比如象傈僳族、怒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佤族的基督徒比率就比较高，象贡山县、福贡县的基督徒比率就超过80％。此外就这十多年的状况来看，象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城市福音兴旺状况。

不过，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上一些地区的复兴决不是全中国各地区的复兴。尤其对海外人士来说，他们往往接触过一个地方后就容易把它描述为整个中国福音的复兴状况，任何人都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和一概而论的毛病。

笔者非常确信中国教会日益复兴的状况，但是有时我们无形中就会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描述中国教会。建道神学院的蔡少琪教授在一篇名为《中國信徒究竟有多少？是未得之地，還是宣教強國？》里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省：“自己对超乐观的估计历来有所保留，当自己越熟悉中国教会的情况，我的数字就越来越低。最近与一些国内领袖和一些熟识家庭教会的中国事工领袖就这问题深入交流后，我越确信中国信徒数字只可能在二千万左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帮助我的判断，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基督徒比例是全国最高，他们的领袖判断接近800万人口的温州，基督徒人数约为100万。（也有些温州的领袖估计人数约有70-80万）。

全国最活泼的小地区才刚刚超过10％，全国还有太多基督教贫弱的大中省份，而且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基督徒人数都远低于2％，甚至大多在1％以下，广州三自的说法广州市基督徒人口是千分之四。河南这全国第一大基督徒省份的比例也远低于10％。那么全国的平均数怎样能有6％，甚至10％。我估计全国的平均数不超过2％。数字不是最重要，更让我担心的是不少中国教会不是在复兴，而是在分裂和衰退中。”[2]

以上是蔡少琪教授2005年写的文章，我们无法确定蔡少琪教授当时的判断有多少合理性，但是他的疑问至少让我们应该明白，对于诺大的一个中国，我们的确需要走访更多的地区。我们的确需要在更全面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下对中国教会做出一定的判断。